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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 16169 次 歷史版本 0個 創建者:套馬的漢子 (2011/5/12 8:16:06)  最新編輯:套馬的漢子 (2011/5/12 8:16:06)
晉朝
拼音:jìn cháo
同義詞條:晉,兩晉,司馬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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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朝(266年-420年)是中國歷史上的朝代之一,它上承三國,下啟南北朝,屬于六朝之一。區別于五代時的后晉,又稱為司馬晉。晉朝可分為前后兩個有明顯差異的歷史時期,即西晉(266年-316年)與東晉(317年-420年),合稱“兩晉”。西晉為晉武帝司馬炎所建立,定都洛陽;東晉為晉元帝司馬睿所建立,定都建康。兩晉的政治體制為世族政治,政治制度由漢代的三公九卿制走向隋唐的三省六部制。

歷史

  司馬氏在三國時期為曹魏世族,高平陵事變后掌握魏國政權。266年,司馬炎逼迫魏元帝曹奐禪位,國號晉。后于280年滅吳統一中國,但是和平穩定的局面只有短短的十幾年。晉惠帝繼位后朝廷漸亂,領有軍權的諸王后紛紛爭權,史稱八王之亂。晉朝元氣大傷后,內遷的諸民族乘機舉兵,造成五胡亂華,大量百姓與世族開始南渡,最后西晉于316年滅亡,北方從此進入五胡十六國時期。
  晉朝宗室司馬睿于建康建立東晉,領土范圍在中國南方。中原的世族及平民陸續南遷,形成北方僑民和南方土著聚居的局面。東晉初期,王導等人采取鎮之以靜策略,以穩定局勢。皇權衰落,朝廷大權實質上主要由世族掌權,由于軍權外重內輕,朝廷控制力弱,不少方鎮心懷野心,先后有王敦之亂蘇峻之亂桓溫專政。雖然有恢復之心,前后發動幾次北伐,但是朝廷擔心野心家借此擴張勢力,大多消極支持。383年前秦出動舉國之師,意圖滅亡東晉。面對亡國之禍,東晉君臣一心,憑借淝水決戰奠定勝局。謝玄等將領乘勝追擊,成功的收復大批失土,前秦崩解,引發了北方軍事格局的變化。然而,東晉后期又發生朋黨相爭及桓玄作亂。平民負擔沉重,又發生孫恩、盧循之亂。譙縱亦據蜀地自立。最后劉裕崛起,平定諸亂,憑借軍事力量奪得帝位,進入了南北朝時期。
  經濟方面,東晉莊園經濟的程度比西晉更重。由于農業技術提升等因素,在僑姓世族與吳姓世族密集開發下,江南獲得全面開發而繁榮興盛,中國的經濟中心也逐漸南移,使得后來有大運河的出現。此外,在手工業和商業方面也有長足進步。
  晉朝雖為漢末以來中國文化中衰之時期,但在哲學、文學、藝術、史學、科技等等方面也有新的發展。漢代以前,政治主權完全在華夏族,而他族則以被統治者而同化,漢代以后,政治主權不全在華夏族,而他族則或以征服華夏族者而同化,邊疆民族帶來的草原游牧文化也融于中原文化。時天下大亂,士族文人多不以道義為重,儒學中衰。曠達之士,目擊衰亂,不甘隱避,則托為放逸,遂開清談之風。晉室之興,世亂未已,向秀之徒,益尚玄鳳。玄學與印度東傳之佛教交會,中國文化逐漸形成儒釋道融合之狀況。

政治體制

  兩晉的政治體制為世族政治。世族(又稱士族、勢族、門閥)的形成源自漢魏,主要由地方豪強、經學世家或累世為官者組成。九品中正制的誕生不僅成為維護世族政治的主要工具,也構成其一部分。220年曹魏實施九品中正制作為拔選人才的制度,以取代因戰亂而崩潰的察舉制度。魏晉時擔任審查的中正一般為二品官,但二品官幾乎為世族,使得世族獲得拔選人才的權力。由于在拔選時往往重視家世而忽略才德,最后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局面。曹魏“九品官人法”起初依才能、德行與家世為標準,將士人評為九等后來演變成以家世為重。
  五胡亂華后,隨晉室南遷的北方世族稱為為“僑姓”(如瑯琊王氏、陳郡謝氏等),南方世族則稱為“吳姓”。東晉時,以僑姓世族為主世族政治發展到巔峰,幾乎獨占政治權力。至于吳姓世族,東晉朝廷對其采取排斥態度,吳姓世族也不愿與其積極合作,久之雙方隔閡加深。然而,隨者江南的開發,寒族及吳姓世族也逐漸抬頭。
  架構架構方面,朝廷的決策機關與行政機關也逐漸分立。尚書省、中書省及門下省依序獨立出來,由漢代的三公九卿制走向隋唐的三省六部制。西晉承襲曹魏,中書監職權甚重,名實方面俱稱為宰相。由于地處樞近,雖然官位在尚書令之下,但權力在其之上。同時門下也自中書分到部分權力,共同掌管決策,尚書則掌管行政。尚書的內部架構發展較為充分,在西晉即有省、曹、郎曹三級機構,“八座”之官。中書及門下直到東晉方擴張機構,中書省分局曹以協理奏章,門下至晉哀帝時建立門下省。后來皇帝為了提防權力漸盛的中書省,以門下省參與政治以牽制之。
   兩晉的三公雖然無實權為榮譽職,但可為皇帝顧問,該職也用來安置權臣。當時一些權臣,大多以三公錄尚書事、加領中書及門下,或加領大將軍、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至于監察制度,御史臺成為完全獨立的部門,直接由皇帝控制。然而其主要功能為維護皇帝威嚴,并非掃蕩貪污。御史臺架構完整,屬官分為監察司法的治書侍御史、維持朝殿威權的殿中侍御史和監督官吏是否瀆職的侍御史。

律法

  晉律方面,由于《魏律》內容繁雜,早在司馬昭執政時即命賈充羊祜杜預裴楷等人參考《漢律》及《魏律》來修編新法律。267年完成新律,次年頒行全國,此即《晉律》。因為于泰始年間頒行,又稱《泰始律》。這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唯一實行全中國的法典。張斐、杜預各別又為《晉律》作注本《律解》(張著)及《律本》(杜著)。經晉武帝批準后,該注與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所以又與《晉律》統稱“張杜律”。這種以注輔文的立法方式影響后世,如唐代的《永徽律疏》。

軍事制度

  西晉的軍事制度沿襲曹魏,采用世兵制。晉武帝頒布去州郡兵及封國制,并任眾王都督諸州軍事。東晉兵制襲用世兵制,并以募兵制補充兵力。由于中央衰落,軍力外重內輕,地方方鎮較不受朝廷管轄。謝安為了鞏固中央,建立北府軍。
  西晉軍隊分為中軍、外軍和州郡兵,中外軍全部兵員都來自軍戶。中軍直屬中央,編為軍、營,主要保衛京師,有事出征,兵力不下10萬人。駐防城內宮殿宿衛、宮門及京城宿衛為宿衛軍。駐防京郊,有事出征為牙門軍。中軍統帥為中軍將軍,后改為北軍中侯或中領軍。外軍為中央直轄的各州都督所統率的軍隊,都督一般由征、鎮、安、平等將軍或大將軍擔任。州郡兵是地方軍備,西晉滅孫吳后,為避免東漢末期諸州割據再度發生,裁撤州郡兵。并改置武吏,大郡100人、小郡50人,用以維持治安。但是實際上取消的州郡兵甚少。
  晉武帝頒布封國制,諸王分封郡國,大國三軍5000人、次國二軍3000人、小國一軍1500人(詳見晉朝藩王列表)。并任一些王室都督諸州軍事,如汝南王亮督豫州、楚王瑋督荊州、河間王颙督關中。晉武帝任諸王都督諸州軍事是為了提升宗室力量避免權臣專政,但卻使得地方宗室掌握軍權,權力有逐漸凌駕中央的趨勢。西晉都督為持節使臣以督諸軍,持節都督分為三級,都督中外諸軍事為最高統帥,監諸軍次之,都督各州諸軍事居末,和將軍分統外軍。
  東晉沿襲西晉軍事制度,但已有變化。因為皇權衰微,中軍往往有名無實,同駐京師的還有揚州都督所屬軍隊。外軍大多由世族的軍隊組成,統軍將領稱霸一方,其中荊州軍甚至超越中央。東晉多次北伐,確有助鞏固偏安之局,但如果方鎮具有野心,往往借此篡位。關于兵源方面,因為戰亂軍戶大減,兵員改以募兵補充,或直接征兵。其中由北方流民招募組成的北府兵,屢次擊敗強敵,在東晉后期等級如同中軍。

人口

  西晉統一全國后人口但仍未恢復到東漢水平,八王之亂五胡亂華更使人口數急劇銳減。五胡亂華期間發生多次大屠殺,例如劉聰、劉曜、石勒及石虎在華北的屠殺。戰亂帶來的瘟疫及饑荒,也造成人民大量死亡,甚至發生“人相食,饑死者十五六”的慘事。除戰亂因素外,兩晉人口數也因為種種因素被隱瞞。政府賦稅繁重,使得百姓依附在大族或寺廟下逃避課稅;當時軍人及部曲、僧人、道士及奴婢是屬于別籍而不入戶;此外,因為戰亂使大量人口外移或是遷入后隱瞞戶籍。
  由于北方戰亂不堪,大量人民逃至南方,形成一股人口大流動。滯留華北的漢人則依靠40余個塢堡自衛。當時主要流亡潮有六次,296年晉惠帝時期關中發生齊萬年之亂,數萬人民由關中經過漢中,抵達蜀地,之后協助李特、李雄立國。另一股經漢水、宛至淮河,后為石勒吸收。巴蜀動亂后,人民逃至荊湘地區,因受土豪欺壓而叛亂,最后為王敦、陶侃平定。并州饑民向冀豫地區乞食,后由田甄率領,稱為“乞活賊”。涼州少受戰亂,眾多人民前往避難。由于保留大量漢人文物制度,形成“河西文化”。華北動亂時,眾多人民逃往遼東,由慕容皝設僑郡收留。后來這些僑民協助慕容皝建立前燕。
  最后也是最大的一股是在永嘉之亂后由中原流向江南,史稱“永嘉之亂、衣冠南渡”。于東晉時期共有五次,分別為司馬睿移鎮江東時期;祖逖、祖約北伐失敗南撤時期;后趙滅亡,桓溫北伐時期;淝水之戰后前秦崩潰時期及劉裕北伐失敗時期。南遷僑姓世族成為東晉朝廷與南朝的支柱。僑民渡江后主要分布在荊揚梁益四州,有些深入閩廣之地。僑民主要先安置在僑州郡縣,入白籍,可以減免賦役。由于僑州郡縣遷徙不定、僑民與當地人民混雜,戶籍難于管理,影響了政府賦稅收入。所以安定后實施“土斷”,將僑民就地入戶(黃籍)以裕財實兵,并使官吏喪失免稅特權。在東晉時共實施四次。當時人民為重要資產,戰爭時不論是侵略者或是被侵略者,往往強迫人民遷移,以防資敵,尤其在華北或江淮地區常常發生。
  魏晉南北朝戶口流動表   年代   戶數     口數       備注
  晉武帝太康元年     (280年) 2,495,804戶   16,163,863人 
  晉武帝太康三年     (282年) 3,770,000戶   約22,620,000人 此為晉朝戶口最多時期
  前燕幽帝建熙十一年   (370年) 2,458,669戶   9,987,935人 《十六國春秋》-前秦錄
  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八年  (464年) 906,874戶    4,685,501人 
  南梁梁武帝大同五年   (539年) 不詳      約11,030,000人 
  南陳陳宣帝太建八年   (576年) 600,000戶    2,400,000人 
  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   (520年) 5,000,000戶    30,000,000人 《文獻通考》說“此時戶口最盛,比晉太康倍而余”。
  北魏于爾朱榮之亂后,分裂成東魏、西魏時(534年) 3,375,368戶  未詳 
  北齊幼主承光元年    (577年) 3,032,528戶   20,006,880人 
  北周靜帝大定年間    (581年) 3,599,000戶   約9,009,614人 
  隋高祖開皇九年     (589年) 7,000,000戶   約40,000,000人 
  隋高祖開皇十七年    (597年) 不詳      44,500,000人 
  隋世祖大業五年     (609年) 8,907,546戶   46,019,956人   此為隋朝戶口最多時期,隋初僅三百六十萬戶。

文化

  在晉代,邊疆民族進入中原,經過民族交會,同化于夏族之中,游牧民族帶來的草原文化也融于中原文化。中原漢人南下,促進了南方特別是江南的大發展。晉及南北朝時,族群大遷徙及文化交融造成南北文化分野,黃河流域由原來的中原而淪為北方,和以江南為重心的南方相對而稱。當時天下大亂,士族文人多不以道義為重,因而儒學中衰。曠達之士,目擊衰亂,不甘隱避,則托為放逸,遂開清談之風。晉室之興,世亂未已,向秀之徒,益尚玄鳳。玄學與印度東傳之佛教交會,中國文化逐漸形成儒釋道融合,道教及佛教也在該時期逐漸擴展到一般人民的生活。晉朝雖為自漢末以來中國文化中衰之時期,但在哲學、文學、藝術、史學、科學、技術等等方面也有新的發展,例如王羲之及王獻之的書法、顧愷之的繪畫。兩晉的社會問題主要圍繞在世族上,世族是構成社會的上流階層,深深影響該時期。當時官學不振,而世家大族學術興盛,尤其在南方,家學成為文化傳承、發展的最重要形式。

學術思想

  晉朝的學術思想,已由經學轉為玄學為主。清談則于士大夫之間廣為流行。魏晉交替之際,司馬氏意圖奪取皇位,政治壓抑,社會動蕩,時稱“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名節禮法流于虛偽或鄙視。此時世族茍且偷安,又心懷憂慮,遂以清談代替,拋開現實,專尚理辯。儒學發展到最后已破落瑣碎,著重考據而輕視義理,使得思想處于空窗期。玄學就在這些原因知下,于240年-249年間發展盛行。
  玄學與道教并非同物,主要書籍為《老子》、《莊子》和《周易》,合稱三玄。思想核心為“無”,玄學家認為“萬物皆產生于無”,但能主宰一切。玄學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并將儒家的“名教”與道家的“自然”結為一體,提倡“名教出于自然”。該論點認為天下尊卑、上下關系本來即有,不可否認。由于要求老百姓“順天知命”,受到當道者歡迎而大力提倡。
  早在曹魏時期,何晏王弼即提出“名教出于自然”說。西晉初年,玄學思想的代表為竹林七賢,思想各有輕重,但主要以嵇康及阮籍的思想為代表。他們崇尚“自然無為”的態度,主張“越名教而放自然”。揭露司馬氏集團虛偽的“名教”外衣,對所謂“名教”禮法唾棄之。但因“任自然”觀點過于極端發展,呈現出聲色犬馬的放蕩生活。到西晉后期,玄學代表為裴頠郭象。裴頠對“任自然”提出修正,主張“崇有論”,以矯“虛誕之弊”。郭象進一步證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學發展至此已臻終結。此時清談之風亦蔓延到政治舞臺上,握有大權的達官顯要也大談玄理,呈現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權貴。
  東晉時期,放蕩的行為稍微收斂,但清談之風因為朝廷權貴提倡而盛行不衰。當時世族生活優裕,多喜于名山古剎、別墅湖畔優談玄理,成為社交活動。朝廷及世族忽略具體事務,終日暢談玄理,形成茍且頹廢的價值觀,導致東晉朝廷逸于偏安。由于佛教東傳,許詣孫綽將佛學加入清談,與玄學互相激蕩。若干僧侶也加入清談,傳達佛學,例如竺法護、道林等人。不過仍然有人反對清談,大多為寒族。如西晉裴頠江惇范寧,東晉應詹陶侃卞壺等人,范寧甚至著有“王何論”,嚴厲批評何晏、王弼二人。但清談仍歷久不衰,直到隋朝方衰,唐朝中期終止。

宗教

  兩晉時期,宗教以佛教、道教為主,但佛教的勢力較道教強盛。關于佛道沖突,江南道教附儒,玄佛合流,分成兩個集團,僅清談爭辯,未涉及政治權力,與北方不同。
  佛教于東漢即傳入中國,當時儒教興盛,人民安定,所以少有發展。兩晉時期戰亂年年,豪族欺壓百姓。儒教衰落,思想空虛。以致人人厭苦、家家思亂、精神缺乏寄托。由于佛教所主張的“神不滅論”、“因果報應”及“六道輪回”撫慰人心。佛教就借由深邃的義理,逐漸在中國盛行。但對于佛學內容陸續仍有爭論。東晉后期,庾冰桓玄與名僧慧遠為是否行跪禮發生爭論。后來南朝梁范縝還提出《神滅論》及《偶然論》,反駁佛理“神不滅論”與“因果報應”。
  佛教在初期大致可分為道安的本無派、支憨度的心無派和支道林的即色派。當時東晉流行清談,于是僧侶就借由清談將佛理傳播給士大夫,使佛教得以在南方傳播。其中以支道林最擅長談玄。南北佛教到后來形成不同學風,北方重行業,崇尚禪學、律學及凈土信仰。南方重義理、注重在涅槃佛性的探討。東晉晚期時,慧遠擅長儒學,力謀佛、玄、儒融合,促使佛教中國化,最后成為凈土宗的祖師之一。慧遠還提倡譯經,與北方名僧鳩摩羅什交流譯本。法顯是中國首位西行求法的僧侶,他于399年自長安出發,經西域抵北天竺、獅子國及中天竺。取得梵本戒律后,414年經海路返抵建康。他與數位名僧大量翻譯經文,并將旅途見聞寫成‘佛國記’,成為研究西域及印度史地的重要作品。
  道教方面,早在三國西晉時期,就出現太平道五斗米道。后來五斗米道發展成天師道,并分成利用符水治病的符水派;信奉金丹經、房中術的金丹派;主張“無為自然”,似道家的清靜派。
  五胡亂華后,由于百姓遭受戰亂及豪族欺壓,紛紛信仰道教。民間信仰道教者大幅成長,以三吳內地及東南沿海居多。僑姓及吳姓世族也紛紛信仰,如王羲之即為五斗米道世家。后來孫恩盧循號召五斗米道信徒叛亂,晉廷經數十年方鎮壓。
  東晉初期,道教的架構、章法尚未形成,直到東晉中期發生改革,才形成組織化的宗教體制。當時北方道教注重功德及道規,南方則注重經法及義理。受到佛教散播的刺激,道教加速吸取儒玄思想,豐富本身理論。煉丹術盛行,深化相關理論。
  東晉時,著名道士葛玄后裔葛洪,結合神仙學說與道術理論,并加入煉丹等理論,整合道教理論。他所著的《抱樸子》,外篇論時局與道德,內篇論道家學論和煉丹、養生之道。楊羲、許謐及許翙著《上清經》,最后發展成上清派,主張簡化修行力法,貶斥房中術,以存神為主。葛洪之孫葛巢甫著《靈寶經》,后來也發展成靈寶派。該派以符箓科教為主,受到上清派影響,也提倡簡化修行、“仙道貴生,無量度人”。道教對文學、藝術多有貢獻。例如描述神仙之游的《游仙詩》,歷代道教的神仙畫。道教的煉丹及養生術包含了化學、醫學、生物學等,對科技的發展具有貢獻。

文學


  兩晉文學脫離經學的束縛而獨立,走向自由及多元化的發展。這是因為:魏晉的儒家精神衰微、才能重于德行,士大夫虛無荒誕;政治黑暗,士大夫備受壓抑;玄佛道盛行,譯經發達。在這些背景下,該時期作品的內容寫實,重視技巧。因受漢賦影響,出現了駢體文,字數上四下六字,講究辭藻華麗、雕琢字句、聲律藻飾,多用對偶、典故,主要文章有賦、論及簡牘,至南北朝時期達到極盛。駢文帶來聲韻研究,后由南朝梁的沈約定出四聲。小說方面,如張華博物志》、干寶搜神記》及葛洪的《神仙傳》。該時期的史書多為民間著作,或出現多個版本,例如陳壽的《三國志》及范曄的《后漢書》。
  魏晉交替時期,稽阮文章甚佳,何晏之徒多為膚淺。嵇康擅長四言詩,亦著有《養生論》。他詩風清峻,反對政治黑暗,拒絕與司馬氏政權妥協,代表作有《與山濤絕交書》、《贈秀才入軍》、詩十九首與《幽憤詩》。阮籍以《首陽山賦》及《詠懷詩》表現出權勢害人及政治黑暗的厭惡。
  西晉時期,社會繁榮豪奢,文學走向雕琢美化。此時期的作品大都清麗流暢,繁簡適中。著名的有左思的《三都賦》,描寫三國都城,內容雄渾閎博,完成后轟動京城。他的詩歌在藝術及風格十分高超,由于出身并非為有名世族而遭受排擠,在詩歌中顯現出憾恨。潘岳的《悼亡詩》內容細膩,情感寫實。陸機的《文賦》是一篇重要的文學理論,敘述思想與藝術主從關系。他的散文也廣為人知,但過于重視辭藻及對偶。西晉的詩受曹魏“建安體”的影響,但漸漸講究對偶及聲韻。有名詩人有張載、張協、張元、陸機、陸云、潘岳、潘尼、左思。
  永嘉之禍后,出現如劉琨之詩中帶有亡國悲痛,堅忍不拔的特色,為兩晉少有的風格。東晉時期,簡牘之類文章,以王羲之的《與謝安書》,風格高超,聞名千里。其中《蘭亭集序》提及人生哀樂相隨的感嘆,頗能代表當時士大夫的價值觀。賦以玄言賦最多,多與清談內容有關,例如孫綽的《游天臺賦》、郭璞的《江賦》。郭璞尚注釋《爾雅》、《山海經》及《穆天子傳》等。他的《游仙詩》更是魏晉游仙文學的代表,詩風絕逸。該詩內容敘述脫離塵世的悠游感,實際上是反寫對現實的不滿。東晉后期以陶淵明甚具特色,其擅長描述田園生活,風格清新樸實,提升古體詩內涵,表現出高遠純潔的情操。其作品《桃花源記》寓意追求一個可供逃避亂世的和諧世界,富有哲理。其詩歌、散文及辭賦廣泛影響后世名家如王維、李白、杜甫、蘇軾、辛棄疾、陸游等人。
  此外,著名的中國四大民間傳說之一的梁山伯與祝英臺的故事背景也發生在東晉時代。

藝術

  由于兩晉世族生活優越,產生許多優秀的藝術家。清談帶來邏輯思辨的發展,以及老莊的自然觀,使藝術蓬勃發展。繪畫等藝術脫離儒教后走向自由探索,逐漸發展成純藝術。佛教的推廣,寺院及佛像大量出現,帶動藝術創作。佛經、佛門故事的傳入也拓展藝術的想像空間。
  繪畫方面,受九品中正制和玄學影響,人物品鑒風氣盛行,對人的外貌及言行舉止觀察入微。佛畫傳入印度藝術的表現手法,最后促使人物畫技法的成熟,并奠基藝術美學。當時人們欣賞有特色的人物,在繪畫上,要求生動表現人物的內在精神及氣質格調。這不同于重視外在形式的漢代風格,或是強烈表現人物的三國風格。此時人物繪畫或雕塑已能透過眼神手勢或“飄帶精神”來表達人物的內在美,以達到“形神具備”的境界。東晉顧愷之善繪仕女山水,務求傳神,史稱“畫圣”。他所繪的《女史箴圖》,強調人物在眼神的悟對與手勢的搭配。衣飾襟帶的飄舉,身上衣裳的鼓起,似有“氣”環繞全身,達到中國繪畫最高評價“氣韻生動”。傳為顧愷之所繪的《洛神賦圖》亦有相同水平。至于山水畫仍處于圖案階段,尚未生動,至南朝方有起色。
  書法方面,出現很多著名書法家及書法理論。書體由隸書走向多元化,各種書體相互發展。草書由章草發展成今草,行書由隸書遞變楷書之間逐漸成熟。章草帶有隸味,著名有西晉索靖的《月儀帖》。今草采楷書體勢、筆意發展而成,著名有東晉王羲之的《十七帖》、王獻之的《鴨頭丸帖》。介于楷草之間的行書,書寫簡易且流暢,著名有王羲之的《喪亂帖》、《蘭亭序》。有名的碑文有《爨寶子碑》。
  青瓷器方面,在兩晉為極盛時期,特別是在南方。有些青瓷器造型特殊,例如水注,有蛙型及臥羊型兩種,體腔可儲液體。也有造型奇偉,例如神獸尊。而谷倉罐(又稱魂瓶)為三國兩晉特有的隨葬器物,源自漢代五聯罐,用來儲藏死者的糧食。其蓋上常有人物塑像及佛像,罐腹則貼塑人物、神獸、魚之類。這些造型反應當時的信仰和喪葬習俗,也具有時代特征的藝術品。

科技

  在整個魏晉南北朝期間,由于儒學一統的局面打破以及玄道佛的興起,使得學術研究朝向多元化。各國為了生存或戰爭,多少推行一些改革措施以確保某些地區農業與手工業的發展。這些都使得科學技術大幅提升。道家對中國科技史亦帶來貢獻,其外丹、內丹修煉包含多種科學。外丹包括了黃白,也就是煉金術。以爐鼎燒練鉛汞來提煉丹藥。丹藥有些有毒,但有些有功效。內丹則以人體為爐、人的精氣為材料、以神為運用來燒練成“圣胎”。它的修煉方法涵蓋養生學及氣功。
  兩晉有名的科學家有:
  地理學家裴秀謝莊、歷史地理家杜預
  天文學家虞聳虞喜
  醫學家王叔和、煉丹學及醫學家葛洪
  西晉人裴秀任地官,為地圖學家。他收集史料,研究地圖,完成《禹貢地域圖》;科學的描繪出當時山脈水文的分布及行政區劃。他總結前人繪圖方法,提出制圖六體的方法:分率(比例大小)、準望(物體方位)、道里(道路距離)、高下、方邪及迂真(此三項代表地形起伏所帶來的誤差)。西晉人謝莊依各州地理制作木質地理模型《木方丈圖》,可合并為全國地理模型。這成為中國最早制作的地理模型。喜愛春秋時期的西晉人杜預也繪制了《春秋盟會圖》,紀錄該時期各諸侯國的都邑、盟會的分布。
  虞聳為三國末期至西晉人物,他自蓋天說與渾天說整理出《穹天論》。東晉人虞喜出身世家,博學好古。屢次受到皇帝邀請但不愿做官,被晉成帝譽稱“守道清貞”。他于東晉咸和五年(330年)發現了歲差,計算出冬至太陽的位置每50年會向西移動一度。另外,他支持宣夜說,主張天高無窮,日月星辰按各自的規律運行,與渾天說與蓋天說不同。
  西晉人王叔和奠定脈學理論的,他把脈象歸納為二十四種,著《脈經》十卷。他又整理醫學家張仲景的著作,重新編為《金匱玉函經》。東晉人葛洪家貧好學,拜鮑玄為師,專攻煉丹學及醫學。葛洪先后完成《抱樸子》(內外篇)、《金匱藥方》及《肘后備急方》。其中《抱樸子內篇》是中國史上重要的煉丹經典,于《金丹》、《仙藥》及《黃白》中包含許多化學、生物學及礦物學的知識。葛洪也是偉大的醫學家,他將《金匱藥方》縮編為《肘后備急方》,類似今日的急救手冊,在當時十分實用。《肘后備急方》也是最早記載結核病、天花的書籍。

帝王年表

  詳見西晉東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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