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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 17724 次 歷史版本 1個 創建者:Gnian (2010/8/31 2:47:44)  最新編輯:Gnian (2010/8/31 2:47:50)
公羊傳
同義詞條:《春秋公羊傳》,《公羊春秋》,春秋公羊傳,公羊春秋,《公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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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羊傳》,又稱《春秋公羊傳》、《公羊春秋》,是專門解釋《春秋》的一部典籍,其起迄年代與《春秋》一致,即分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其釋史十分簡略,而著重闡釋《春秋》所謂的“微言大義”,用問答的方式解經。《春秋公羊傳》與《春秋左氏傳》《春秋穀梁傳》并稱春秋三傳。

    《公羊傳》的傳授源流,按漢朝人的說法,是先由孔子的學生子夏傳給公羊高,公羊高傳給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都是口耳相傳。到西漢景帝時,公羊壽才與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寫在竹帛上。《公羊傳》是極力主張大一統的,主張君臣等級觀。《公羊傳》采取問答的方式,在漢語修辭學詞匯學語法學上也有一定的價值,值得作進一步的研究和探討。

    《公羊春秋》作為家學,世代相傳至玄孫公羊壽。漢景帝時,公羊壽與齊人胡母子都合作,方才將《春秋公羊傳》定稿“著于竹帛”。所以《公羊傳》的作者,班固漢書·藝文志》籠統地稱之為“公羊子”,顏師古說是公羊高,《四庫全書總目》則署作漢公羊壽,說法不一。但比較起來把定稿人題為作者更合理一些。今本《公羊傳》的體裁特點,是經傳合并,傳文逐句傳述《春秋》經文的大義,與《左傳》以記載史實為主不同。

  《公羊傳》是今文經學的重要典籍,對《春秋》的解釋重在發揮“微言大義”,兩漢時期一直處于官學地位,對漢代學術政治文化等領域產生深刻影響。

《公羊傳》的緣起


  《春秋》本是先秦時代各諸侯國歷史的通稱。墨子說:“吾見百國《春秋》。”后來只有魯國《春秋》流傳下來,《春秋》于是成為魯國歷史的專名。杜預《春秋左傳序》:“《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春秋公羊傳》,亦稱《公羊春秋》、《公羊傳》,成書于戰國時代,是一部解釋《春秋》的重要著作。它與《左傳》(又稱《左氏春秋》、《春秋左氏傳》)、《穀梁傳》(又稱《穀梁春秋》、《春秋穀梁傳》)并稱春秋三傳,是今文經學的重要典籍。
  
  據文獻記載,《公羊傳》的作者是戰國齊國人公羊高。《漢書??藝文志》載:“《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戴宏《公羊傳序》、顏師古《漢書注》認為公羊子名高。《公羊傳》為公羊氏一家世代相傳,起初只是口頭傳授,沒有文字定本,后經公羊學者傳承,至西漢景帝時由胡毋生協助公羊壽“著于竹帛”,寫定成書。胡毋生是景帝時博士,年老辭官后回到齊地開館授徒。“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胡毋生“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
  
  董仲舒與胡毋生同為漢代公羊學大師。《史記??儒林列傳》:“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惟董仲舒名為明于《春秋》,其傳公羊氏也。”“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毋生,于趙自董仲舒。”董仲舒很重視《春秋》,他說:“不學《春秋》,則無以知前后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其所以然之故,其幽而明,無傳而著,不可不察也。” 他還引用《史記??太史公自序》,《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春秋》的風格多為簡單記事,而董仲舒悉心鉆研《春秋》和《公羊傳》并加以發揮,繼承和發展了公羊學派解釋儒家典籍的思想和方法。他作《春秋繁露》把《公羊傳》的思想理論化、系統化,建構了自己獨具特色的公羊學體系。
  

《公羊傳》對《春秋》的解釋


  公羊學派通過《公羊傳》解釋《春秋》表達自己的觀點,他們認為《公羊傳》忠實地闡發了《春秋》的思想內涵。孔子依據魯國歷史所作《春秋》文字簡略,常常只用幾個字表示褒貶,有“大義”存于其中。《公羊傳》從《春秋》的語句中將“大義”發掘出來并加以闡明,重在發揮“微言大義”,這與注重史實記載、補足史料的《左傳》有很大不同。
  
  如《春秋·隱公元年》載:“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左傳》詳盡敘述鄭莊公克段于鄢的原因、經過和結果。而《公羊傳》則不同,它重點在于對史實進行評論,不就事件本身展開論述。《公羊傳》載:“克之何者?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曷為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己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
  
  《公羊傳》所解釋的《春秋》以“仁義”作為道德評判標準,以“不害人”為變通原則。如《公羊傳》載,宋襄公不擊半濟、不鼓不成列、不重傷、不擒二毛是“仁義”之舉,并不因其兵敗受傷而譏諷。相反,對于楚成王背信毀約、俘獲宋襄公則大加貶斥。《公羊傳》認為在人面臨生死存亡的情勢下,可以允許違反禮法制度的權變行為,但要以“自貶損,不害人”為基本原則。它言道:“權者何?權者反于經,然后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
  
  東漢經學家何休在《春秋公羊傳解詁》中詳盡闡釋了《公羊傳》解釋《春秋》的微言大義,他在該書《序》里說:“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春秋公羊傳解詁》是兩漢公羊學的總結,它保存了公羊學派許多條例、義旨,被后世儒生奉為經典。
  
  此外,公羊學的災異學說也是影響漢代學術的一個重要方面。《春秋》記載了許多自然災害和異常現象,如隕石、彗星、地震、山崩、瘟疫等。公羊學派認為這些都是人間即將出現禍亂的征兆,所謂“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漢代儒生推測災異,常將某些不尋常的自然現象同《春秋》的記載相比附。災異學說的興盛,肇始于董仲舒。如《漢書·五行志》的大部分篇幅,就是董仲舒和劉向等人對《春秋》中各條災異的推斷。

《公羊傳》在春秋三傳中的地位


  春秋三傳之一的《穀梁傳》也是一部解釋《春秋》的重要著作。傳說孔子的弟子子夏口頭傳授給谷梁赤,谷梁赤記錄下來,后經漢代學者系統整理成書。《穀梁傳》與《公羊傳》同屬今文經。今文經是漢代儒生用隸書記錄的儒家著作,大都沒有先秦古文原本,而由戰國以后的儒者師徒、父子相傳,到漢代才寫成定本。《穀梁傳》的傳授,《漢書》從申公寫起,申公傳瑕丘江公,江公傳子至孫為博士。據史載,漢武帝曾讓江公和董仲舒辯論,江公口訥,不如董仲舒,又適逢公孫弘為丞相,公孫弘治《公羊傳》,他比較江、董兩人的經義,認為董仲舒的學說更適宜當時的政治需要,于是向漢武帝大力推薦公羊學,武帝最終確立《公羊傳》為官學,公羊學從此興盛,而穀梁學逐漸衰微。與公羊學相比,穀梁學更加重視禮樂教化,推崇仁德之治,強調宗法情誼。而公羊學經過董仲舒的發揮,大一統等學說得到全面闡釋和廣泛宣傳,迎合了統治者的政治需要,得到官方的大力扶植。
  
  漢以后,《左傳》流傳不絕,相傳為魯國史官左丘明所作,是《春秋》三傳之一,屬于古文經。古文經是指戰國時代用東方六國文字書寫的儒家經典。研究今文經的學問稱為今文經學,研究古文經的學問稱為古文經學。今文經學重在闡發《六經》中所包含的微言大義,重視《公羊傳》,但是容易與讖偉學說結合, 表現出濃厚的神學色彩。古文經學則重考察研究史實、材料,重視《左傳》,它向闡述古制、古文字方向發展,學風樸實。
  
  今古文經學關于《公羊傳》與《左傳》的爭論十分激烈。東漢章帝時,賈逵奉旨比較《公羊傳》和《左傳》,“具條奏之”,提出意見。一、《左傳》與《公羊傳》相比,有同有異,《左傳》有“義長”之處,應當立于官學。二、重視《左傳》的“義”,有利于“安上理民”。三、《左傳》合于圖讖,利于解決漢代帝王統系問題。與賈逵同時代的李育以治《公羊傳》聞名,“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他認為,《左傳》“不得圣人深意”。“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 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于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在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的白虎觀會議上,“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為通儒。”漢代最重《春秋》,有孔子借《春秋》“為漢制法”的說法,而在春秋學中首重公羊學,率先將《公羊傳》立于官學。《左傳》欲立博士,取得與《公羊傳》同等地位,必然會引起激烈爭辯。
  
  公羊學派以《春秋公羊傳》為核心系統闡發和改造了《春秋》的思想內容,在漢代經學領域占有重要地位,同時也加深了儒學的政治化,它對儒學成為官方學術,被定為一尊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不僅如此,
  
  公羊學還廣泛涉及漢代社會、文化等領域,對后世儒學的發展產生諸多方面的影響。

《公羊傳》的理論特色


  《春秋公羊傳》作為今文學派的中堅,有獨特的理論色彩。主要有三項:(一)、政治性。講“改制”,宣揚“大一統”,撥亂反正,為后王立法。(二)、變易性。它形成了一套“三世說”歷史哲學理論體系。《公羊傳》講“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是其雛形。董仲舒加以發揮,劃分春秋十二公為“所見世”、“所聞世”、“所傳聞世”,表明春秋時期二四二年不是鐵板一塊,或凝固不變,而是可按一定標準劃分為不同的階段。

  《春秋公羊傳》的“三世說”:“所傳聞世”是“據亂世”,“內其國外其夏”;“所聞世”是“升平世”,“內諸夏外夷狄”;“所見世”是“太平世”,“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

  按照今文公羊家的闡發,《春秋》之“義”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張三世”。即孔子將春秋242年的歷史,劃分成了“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今文家的這種認識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他們所“描述”的歷史運動,并不符合史實但卻符合“理想”。從春秋“本然”的歷史來看,“三世說”的誣妄顯而易見。顧頡剛《春秋三傳及國語之綜合研究》即指出:“此三世之說殊難稽信也。事實上春秋時愈降則愈不太平,政亂民苦無可告訴,可謂太平乎?”

  至少從漢代起,今文公羊家已經對于人類歷史運動的規律性進行了富有想象力的探討。根據公羊家的論述,人類歷史的演進,從“據亂世”進入相對平和穩定的“升平世”,再到“太平世”,是一條“理想”的社會發展軌轍。在這套理論中,蘊涵著“歷史的運動是有規律的”這樣一種可貴的思想胚芽。第二,“三世說”在本質的規定性上是循環論的。但在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循環范圍內,又存在著一個不斷 “向前”發展的序列,因而也就是一個“進化”的序列。
《春秋公羊傳》《春秋公羊傳》

  何休注《公羊傳》,更糅合了《禮記·禮運》關于大同、小康的描繪,發展成為具有一定系統性的“三世說”歷史哲學,論證歷史是進化的,變易和變革是歷史的普遍法則。

  何休注《春秋公羊傳》時的進一步發揮:所見者,謂昭定哀,己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粗糙,故內其國而外諸夏;……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所以三世者,禮為父母三年,為祖父母期,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據哀錄隱,上治祖禰。(《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隱公元年》)

  照何休的解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歷史,經過了所傳聞的衰亂世、所聞的升平世,和所見的太平世這樣三個階段。而所以會是三個階段者,蓋由于“禮”是尚三的等等。這是何休的歷史進化論,公羊傳本身并沒有這么多意思。自東漢以后,封建社會結構趨于穩定,主張“尊古”的古文經學更適于作為政治指導思想,取代了主張“改制”、“變易”的今文學說的尊崇地位。今文公羊學說從此消沉一千余年,迄清中葉方被重新提起。

《公羊傳》的史學價值


  《公羊傳》的歷史思想比《谷梁傳》更為豐富,其影響也更深遠。在漢代,公羊學大顯于世。魏晉以后雖經一千多年的消沉,至鴉片戰爭前后卻重新復興,而且風靡一時,成為近代維新運動的思想武器,并且是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中國思想界接受西方進化論的思想基礎。“公羊學”的產生和兩次盛行,是思想史、史學史上發人深思的歷史現象,其秘密,在于《公羊傳》中蘊含著一套獨有的政治———歷史哲學。

  《公羊傳》寫定于漢初,系用漢代通行的隸字書寫,它是今文經學中富有理論色彩的代表性典籍。公羊學者認為,《春秋經》是孔子借春秋242年史事以表示自己的政治觀點,處處包含“微言大義”。這同古文學派認為《春秋經》是一部歷史著作不同。從這一根本點出發,《公羊傳》包含著一些可供人們發揮的歷史思想:

  第一,《公羊傳》認為孔子在《春秋經》中貫穿了“大一統”、“撥亂反正”等政治“大義”。大力彰揚孔子擁戴周天子“天下共主”的立場,作為儒家思想最重要的原則,為戰國晚期正在進行的“統一”作輿論的準備。甚至直接成為孔子專為漢代天子而制定的治國綱領!

  第二,《公羊傳》又包含有歷史變易觀點,人們可以據之推演,劃分歷史的發展階段。此即著名的公羊三世說。更重要的是,其對于三世異辭說的解釋包含一個很寶貴的觀點:不把春秋242年視為鐵板一塊、凝固不變,而看作可按一定標準劃分為不同的發展階段。

  第三,《公羊傳》專講“微言大義”。上述兩項都是極重要的“微言大義”,其他明顯的還有:隱公三年講譏世卿;莊公四年講“九世復仇”;閔公元年講“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等。諸如此類都可以大加引申比附。

  總括來說,《公羊傳》的歷史哲學具有政治性、變易性和可比附性三大特點,在儒家經典中并不多見。

《公羊傳》的流傳情況


  《公羊傳》寫定于漢初,系用漢代通行的隸字書寫,它是今文經學中富有理論色彩的代表性典籍。公羊學者認為,《春秋經》是孔子借春秋242年史事以表示自己的政治觀點,處處包含“微言大義”。這同古文學派認為《春秋經》是一部歷史著作不同。
《春秋公羊傳》胡母生研究傳承的《春秋公羊傳》

  《公羊傳》其戰國初至漢初的傳承系統是:子夏→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壽→胡母子都(生);公羊學派對《春秋》的研究開始僅口說流傳,至漢景帝時,胡母生和他的老師公羊壽用漢代的隸書“著于竹帛”,才使《公羊傳》成書。

  漢初傳《公羊》有三家,司馬遷在《儒林列傳》中說:“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毋生,于趙自董仲舒,……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于《春秋》,其傳《公羊氏》也。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在這三家中,盡管董仲舒是佼佼者,即他對《公羊》的闡發比胡毋生與公孫弘深刻,但始終只是《公羊學》中的一派,并非是《公羊》學的唯一宗師。特別是,東漢《公羊》學的最大代表何休,在其名著《公羊解詁》中,明確胡毋生是《公羊》宗師,而一個字都未提及董仲舒。

  西漢初期,時代需要封建大一統的政治思想。《公羊春秋》就是齊學學者對孔子《春秋》改造的結果,因而受到了漢武帝的重視。漢景帝時,胡母生和董仲舒被招為博士。二人同業《公羊春秋》(也有學者認為,他是胡母生的弟子),董仲舒曾著書稱其德。正是董仲舒、胡母生為代表的齊學學者將儒學理論改造成了符合大一統需要的新儒學,才取得漢武帝欣賞,獲得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學術統治地位。

  胡母生弟子眾多,有名的除公孫弘外,還有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之呂步舒。后來,又有齊人任公、貢禹、管路、左咸、魯眭孟、顏安樂、嚴彭祖等均以治《春秋公羊傳》得顯。

  《公羊春秋》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東漢的何休、唐代的徐彥、清代中后期常州學派的莊存與、孔廣森、劉逢祿、龔自珍、魏源,直到近代維新派的康有為、梁啟超等,都是公羊學派中有影響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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