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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 15237 次 歷史版本 4個 創建者:高山流水 (2010/11/16 12:10:06)  最新編輯:小小的幸福 (2016/4/12 12:37:07)
商鞅
拼音:shang yang
同義詞條:衛鞅,公孫鞅
商鞅
商鞅


      商鞅(約前395年—前338年),漢族,衛國(今河南安陽市內黃梁莊鎮一帶)人。戰國時期政治家、思想家,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姬姓,衛氏。又稱衛鞅公孫鞅(衛鞅之“衛”即氏於國,商鞅之“商”即氏於居或氏於官,又“諸侯之子曰公子,諸侯之孫曰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衛鞅之祖為衛國君,故又稱公孫鞅。)商鞅應秦孝公求賢令入秦,說服秦孝公變法圖強。孝公死后,受到秦貴族誣害以及秦惠文王的猜忌,車裂而死。其在秦執政二十余年,秦國大治,史稱“商鞅變法”,并使秦國長期凌駕于六國之上,但最后還是死于自己的法。


商鞅簡介


  商鞅(前395-前338年),戰國時代政治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衛國國君的后裔,姬姓,公孫氏,故稱為衛鞅,又稱公孫鞅,后封于商,后人稱之商鞅。在秦國執政十九年,秦國大治,史稱商鞅變法。西漢的司馬遷著《史記》時,立商鞅的單獨傳記——《商君列傳》;另外王蘧常撰寫《秦史》時,將商鞅和其門客尸佼合立于《公孫鞅傳》。

商鞅生涯

早年

  商鞅“少好刑名之學”,專研以法治國,受李悝吳起等人的影響很大。后為魏國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時對魏惠王說:“公孫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為相。”又對惠王說“王既不用公孫鞅,必殺之,勿令出境。”公叔痤死后,商鞅聽說秦孝公雄才大略,便攜同李悝的《法經》到秦國去。通過宦官景監三見孝公,商鞅暢談變法治國之策,孝公大喜。前359年任左庶長,開始變法,后升大良造。

實施變法

  周顯王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先后兩次實行變法,變法內容為“廢井田開阡陌,實行郡縣制獎勵耕織和戰斗,實行連坐之法”。這時太子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太傅公子虔與老師公孫賈。秦孝公十六年(公元前366年),太傅公子虔復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變法日久,秦民大悅。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前340年,率秦趙軍敗魏國公子昂將軍,魏割西河之地與秦,將人民遷居至大梁,此時魏惠王大忿:“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因功封于商十五邑。
 
商鞅變法
商鞅變法
  公元前359年,正當商鞅輔佐秦孝公醞釀變法時,舊貴族代表甘龍杜摯起來反對變法。他們認為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商鞅針鋒相對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禮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從而主張“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商君書·更法篇》《史記·商君列傳》)。這是以歷史進化的思想駁斥了舊貴族所謂“法古”“循禮”的復古主張,為實行變法作了輿論準備。課本上《商鞅舌戰圖》插圖,是當時這次大辯論的寫照。

車裂處死


  商君之法太過刻薄寡恩,設連坐之法,制定嚴厲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頂、抽肋、鑊烹之刑。秦國貴族多怨。

  趙良勸說商君積怨太深,應當“歸十五都,灌園于鄙”、“不貪商于之富,不寵秦國之教”,“君之出也,后車載甲,多力而駢協者為驂乘,持矛而操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商鞅不聽。

  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太子駟即位,公子虔告商鞅謀反,商鞅逃亡至邊關,欲宿客舍,結果因未出示證件,店家害怕“連坐”不敢留宿,自是“作法自斃”;欲逃往魏國,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破魏帥,亦不愿收留。

  后來商鞅回到商邑,商鞅遂遭到政敵的迫害,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王發兵討之,殺商鞅于黽池。商鞅死后被秦惠文王在彤處以“車裂之刑”于彤,滅商鞅之族。

商鞅徙木立信

 
商鞅徙木立信
商鞅徙木立
  據《史記·商君列傳第八》記載,“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由此商鞅得到民眾的信任,得以順利實施變法。秦國自商鞅變法以后,農業生產增加了,軍事力量也強大了。

  其實在商鞅樹木立威之前,吳起也采用過同樣手段。在吳起人西河郡長官時,把一根木頭立在城南,規定誰能推到木頭就封他做長大夫的官。結果真有人這樣做了,做的人也被封了官了。商鞅的做法流傳下來而吳起的則沒有。

商鞅變法


  商鞅從公元前356年至前350年,大規模地推行過兩次變法。

商鞅第一次變法

  商鞅第一次變法在公元前356年,而不是公元前359年,楊寬戰國史》185頁有這樣一段說明:“《史記秦本紀》說:秦孝公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為左庶長。’據此,秦孝公三年已‘用鞅法’,六年因‘百姓便之’,提升衛鞅為左庶長。但是《史記商君列傳》說:孝公‘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據此則下令變法,應在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衛鞅任左庶長之后。兩說相較,當以后說為是。《戰國策·秦策》一說:‘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孝公行之十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韓非子和氏篇》又說:商君之法,‘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八年而薨,商君車裂于秦。’王先謙《集解》認為‘八’上脫‘十’字,是對的。從秦孝公六年(即公元前356年)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以后,到二十四年孝公去世,首尾19年,以整年來計,正是18年。”據此,商鞅第一次變法應在公元前356年。   

  公元前340年,衛鞅奉秦孝公命令攻打魏國,魏將公子昂原是衛鞅在魏國時的朋友,衛鞅就請公子昂和談,公子昂及友情毫不懷疑,結果衛鞅在會談后生擒魏將公子昂,趁機大破魏軍,迫使魏國交還過去奪走的西河地。魏惠王說:“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因此大功,受封于商(今陜西省商洛市丹鳳縣商鎮)15個邑,號為商君。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駟即位,即秦惠王。公子虔等人告發商鞅“欲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亡至邊關,欲宿客舍,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君,見他未帶憑證,告以商君之法,留宿無憑證的客人是要治罪的。商鞅想到魏國去,但魏國因他曾生擒公子昂,拒絕他入境。他回到自己的封邑,舉兵抵抗,結果失敗戰亡,而后被下令車裂其尸。

商鞅第二次變法

  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實行了第二次改革,改革的主要內容是:   

  一、廢井田,開阡陌(阡陌就是田間的大路)。秦國把這些寬闊的阡陌鏟平,也種上莊稼,還把以前作為劃分疆界用的土堆、荒地、樹林、溝地等,也開墾起來。誰開墾荒地,就歸誰所有。土地可以買賣。   

  二、建立縣的組織,把市鎮和鄉村合并起來,組織成縣,由國家派官吏直接管理。這樣,中央政權的權力更集中了。   

  三、遷都咸陽。為了便于向東發展,把國都從原來的櫟陽遷移到渭河北面的咸陽(今陜西咸陽市東北)。   

  這樣大規模的改革,當然要引起激烈的斗爭。許多貴族、大臣都反對新法。有一次,秦國的太子犯了法。商鞅對秦孝公說:“國家的法令必須上下一律遵守。要是上頭的人不能遵守,下面的人就不信任朝廷了。太子犯法,他的師傅應當受罰。”

  結果,商鞅把太子的兩個師傅公子虔公孫賈都治了罪,一個割掉了鼻子,一個在臉上刺了字。這一來,一些貴族、大臣都不敢觸犯新法了。   

  這樣過了十年,秦國果然越來越富強,周天子打發使者送祭肉來給秦孝公,封他為“方伯”(一方諸侯的首領),中原的諸侯國也紛紛向秦國道賀。魏國不得不割讓河西土地,把國都遷到大梁(今河南開封)。

變法成功原因


  主要還是任何深刻徹底的變法無不是從積貧積弱之國開始。   

  一、商鞅變法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春秋戰國時期是奴隸制崩潰、封建制確立的大變革時期,商鞅變法順應了時代的要求和歷史發展的潮流,是為變法成功的根本原因。   

  二、商鞅變法得到了統治者的支持。   

  三、商鞅確立了“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正確的變法指導思想,改革態度堅決,取信于民。   

  四、商鞅不顧個人安危,敢于同舊勢力堅決斗爭。

商鞅兩次變法的主要內容

第一次變法主要內容

  公元前356年第一次變法,主要有下列幾點:  

  ⒈頒布法律,制定什伍連坐制度,輕罪用重刑。將李悝《法經》頒布實行,增加了連坐法。就是五家為伍,十家為什,互相告發,同罪連坐,告發“奸人”的與斬敵同賞,不告發的腰斬。一家藏“奸”,什、伍同罪連坐。客舍收留無官府憑證的旅客住宿,主人與“奸人”同罪。   
 
商鞅
商鞅
    ⒉獎勵軍功,建立二十等軍功爵制,秦二十級軍功爵位制度[從低到高]:1公士 2上造 3簪裊 4不更 5大夫 6官大夫 7公大夫 8公乘 9五大夫 10左庶長 11右庶長 12左更 13中更 14右更 15少上造 16大上造 17駟車 18大庶長 19關內侯 20列侯 。各級爵位都有一定的政治經濟特權。規定斬敵甲士首級一顆賞爵一級,田一頃,宅九畝,服勞役的“庶子”一人。爵位越高,相應的政治、經濟特權越大。宗室、貴戚凡是沒有軍功的,不得列入宗室的屬籍,不能享受貴族特權。爵位高的還可以“稅邑三百家”,也可以用爵抵罪或贖罪。   

  ⒊重農抑商,獎勵耕織,特別獎勵墾荒。規定:“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拏”(意思是盡力從事男耕女織的生產事業,生產糧食布帛多的,免除其本身的徭役;凡從事工商業和因不事生產而貧困破產的人,連同妻子、兒女沒入官府為奴隸)。  

  ⒋強調“以法治國”要求國家官吏學法、明法,百姓學習法律者“以吏為師”。   

  ⒌改法為律。強調法律的普遍性,具有“范天下不一而歸于一”的功能。   

  ⒍輕罪重罰,強化法律意識,不赦不宥。主張凡是有罪者皆應受罰。   

  ⒎鼓勵告奸   

  ⒏用法律手段剝奪舊貴族特權。如廢除世卿世祿制度。規定除國君外的嫡系以外的宗室,沒有軍功就取消其貴族身份。   

  ⒐強化中央對地方的全面控制,剝奪舊貴族對地方政權的壟斷權。   

  ⒑統一度量衡

第二次變法主要內容

  公元前350年第二次變法,主要有下列兩點:    

  ⒈“開阡陌封疆”。破除過去每一畝田的小田界一阡陌和每一頃田的大田界一封疆,把原來的“百步為畝”,開拓為240步為一畝,重新設置“阡陌”和“封疆”。國家承認地主和自耕農的土地私有權,在法律上公開允許土地買賣。   

  ⒉普遍推行縣制。把秦國劃為41個縣,在未設縣的地方,把許多鄉、邑,聚合并成縣,共新建31縣。設縣令、縣丞,由國君任免。

商鞅個人影響

 
商鞅像
商鞅像
      商鞅生活在中國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社會轉型時期。當是時也,齊、楚、燕、韓、趙、魏六國都進行過不同程度的變革,正走向強大,而秦國被視為落后的“夷狄之地”,連參加各國會盟的資格都沒有。秦孝公圖強變法,這才有商鞅大展宏圖的機會。商鞅第一次變法是在秦孝公6年(公元前356年),主要內容包括編定戶籍,實行連坐;禁止游說求官和私人請托;獎勵軍功,禁止私斗;重農抑商,發展生產;輕罪重刑,樹立權威。秦孝公12年(公元前350年),商鞅又進行第二次變法,主要內容包括廢除分封、實行郡縣制;廢除井田制,開阡陌,承認土地私有;統一度量衡;遷都咸陽,避開保守勢力;統一征收軍賦。由這些內容來看,變法主要是改革政治制度、鼓勵生產和按軍功獎勵。比起其他各國的變法來,商鞅變法最全面而徹底。

  商鞅變法的確實現了秦國的富國強兵。史書評價“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因此,“期年之后,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強大”。用今天的話來說,商鞅變法有利于生產力的提高,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時提高了綜合國力。應該承認,商鞅變法為秦統一中國奠定了全面的基礎。商鞅的變法適應歷史潮流,推動了歷史前進。所以,“商君死”而“法未敗”,不像以后的王安石諸人,人死而法廢。

  他的變法分為兩個階段進行。第一次從秦孝公三年開始,主要內容包括:編造戶籍,實行什伍連坐;獎勵軍功,頒布按軍功賞賜的制度;獎勵農耕,制定“墾草”開荒的法令等。第二次變法在秦孝公十二年開始,這次變法比第一次更進一步,主要有“開阡陌封疆”,廢除封建領主的土地所有制;普遍推行縣制,設置直屬于國君的縣一級行政機構;直接征派賦役,按戶按人征收軍賦;統一度量衡,取消各領主的家量;革除殘留的戎狄風俗等。經過這兩次變法,完成了秦國從封建領主制到封建地主制的歷史轉變,封建領主貴族的經濟勢力和政治勢力逐步消除,封建地主制的新興政權日益鞏固;農業勞動力增加,耕地擴大,以糧食為主要內容的農業生產日益發展,工商山澤之利主要集中于封建國家之手,政府的財政收入日益富裕;農戰方針具體落實,軍事力量日益強大,一步步實現了富國強兵的目的。這些改革揩施,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

變法結果


  商鞅雖然被害,但新法并未被廢除。新法適應時代的發展趨勢,是秦惠文王不廢新法的原因。   

  商鞅變法是戰國時期最徹底的一次變法。不僅推動了秦國社會的發展,而且推動了宗法分封制向中央集權制轉型,為秦始皇建立大一統帝國奠定了基礎,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所以后世有人說:“百年猶得秦政法。”   

  (商鞅變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于私斗,鄉邑大治。   -

  -------《史記·商君列傳》

商鞅評價


  商鞅變法對秦的國勢強盛,進而統一六國,建立一統天下的秦王朝,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商鞅代表了當時新型地主階級的利益,他推行的變法遭到秦國老氏族的反對,最后被殘害。

  歷代文人學者,史家和法學家有很多的評價商鞅的文章,其中正面評價俯仰皆是,例如:

  《漢書.食貨志》記載:“孝公用商鞅之法,壞井田,開阡陌,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移風易俗,民以殷盛,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

  《戰國策》記載曰:“衛鞅亡魏入秦,孝公以為相,封之于商,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強大。”

  戰國末期思想家韓非子曾說:“七國之雄,秦為首強,皆賴商鞅”,“(商鞅)舉法明教,秦人大治”。

  西漢名臣桑弘羊曾盛贊商鞅“功如丘山,名傳后世”。

  西漢劉歆《新序》論中評價商鞅:“……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

  宋朝改革家、文學家王安石曾賦詩曰:“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近代史論家陳啟天之《商鞅評傳》論:“商君者,法學之巨子,政治家之雄也。”

  梁啟超的《中國六大政治家》,將商鞅列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與管仲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和張居正同列。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始人和前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對商鞅評價也是很高,說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國富民偉大的政治家,是一個具有宗教徒般篤誠和熱情的理想主義者”;他認為商鞅之法“懲奸宄以保人民之權利,務耕織以增進國民之福力,尚軍功以樹國威,孥貪怠以絕消耗。此誠我國從來未有之大政策”。他還說商鞅“可以稱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徹底的改革家,他的改革不僅限于當時,更影響了中國數千年。”

  但是,歷史上對于商鞅采用近乎“暴力”的手段進行快速改革,也頗多質疑。例如,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列傳》中就曾指責商鞅說:“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

  商鞅為了加強國家的實力,不惜打壓民眾的力量,如《商君書》提到的“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商君書·去強》、“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商君書·弱民》。

  同時,商鞅貶斥儒學,強調法制平等和懲戒規范,而輕視對人民的教育和恩賜,歷來被主張“禮樂治國”、“綱常倫理”的儒家所非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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